研究称南水北调水源地铅含量曾超标数倍，官方：入渠水质正常

这一研究由张全发带领的研究团队完成，他是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现任副主任、该园大型工程生态安全领域首席研究员，主要研究是流域生态学等。

 

7月16日上午，张全发告诉澎湃新闻，上述结论来自2007-2010年的丹江口水库水样的检测结果，论文已经发表，目前他们还在对丹江口水库水质进行持续监测。他发现，跟之前相比，现在的丹江口水库的水质“有些（地方）好点儿，有些（地方）差点儿”。

 

哪些区域的水质改善了，哪些区域的水质恶化了？他解释说，“靠近丹江那边差一点儿，靠近汉江那边好一点儿”。

 

但现在水样中的铅、砷以及总氮含量为多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张全发暂未进一步透露。

 

16日下午，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表示，她不掌握丹江口水库的水质指标数据，但她两天前从有关部门收到的南水北调中线入渠的24项水质指标数据显示，相关指标正常。她拒绝透露这些指标的具体数值。此外，她表示，2010年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并未通水。

 

《人民日报》16日报道称，截至15日，南水北调中线正式向沿线供水达10亿立方米。目前工程运行平稳，水质稳定达标，已累计使3200万人受益，包括初步统计的，河南约1千万人、河北约500万人、北京城区约900万人、天津城区约800万人。

 

铅含量超国标3倍，达到V类水质标准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官网显示，该机构研究人员从2007年至2010年，对丹江口水库的重金属等13个水质指标进行了监测，取得的主要研究结果显示：水库主要污染物是总氮、铅和砷，其平均浓度分别达到4.6mg/L（毫克/升）、210.4μg/L（微克/升）和14.1μg/L。4年中，总氮、氨氮、铬和铅含量有明显上升趋势。

 

这意味着，这一时期水样中的总氮和铅平均含量都达到了V类水的标准。业内专家告诉澎湃新闻，有一项指标达到，即是V类水。

环保部官网“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显示，自2002年6月1日起，中国实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该标准规定，达到III类标准的水质才可以用于生产饮用水。地表III类水质对应的总氮含量的限值为1.0mg/L，铅含量的限值为50.0μg/L，砷含量的限值为50.0μg/L。与此相比，而2007年到2010年，丹江口水库相应点位的水样中的总氮和铅的平均含量分别超标3.6倍和3倍多。

 

但环保部官网显示的全国主要流域重点断面水质自动监测周报显示，2007年-2010年，丹江口水库库体水质稳定在I类或II类，除了2010年第30周，由于水中溶解氧浓度降低，水质为IV类。该水质监测信息来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监测点位名称为湖北丹江口胡家岭。

 

8个点位中7个超标

 

张全发课题组的该研究的论文2012年12月10日投稿到国际学术期刊《环境信息学杂志》（），三年后，2015年3月10日获在线发表，论文题目为《丹江口水库水质状况和基于多级关联理论的综合水质评价》（）。

 

论文显示，研究人员在整个丹江口水库上选取了8个水样监测点，分别在2007年1月，2008年1月到11月，2009年4月、8月和11月，2010年1月到4月间获取水样，并把每年的7到11月确定为丰水期，其余时间为枯水期。

中国三记重拳打击可再生能源浪费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行业的领跑者。短短五年，中国在该领域的投资就从390亿美元猛增至1110亿美元，太阳能发电能力增长了167倍，风能则翻了两番。可再生能源的实际利用率也在迅速增长，非化石燃料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8.3%提高到2015年的12%，超过了11.4%的既定目标，也为中国兑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15%的哥本哈根承诺以及2030年20%的巴黎承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着向低碳电力转型的各种挑战。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弃电”，指的是：即便风能和太阳能电厂可以生产电力，电网也无法将其并入。2015上半年，中国将近10%的太阳能发电能力未被利用，而全年被浪费的风力发电则高达15%。在甘肃、宁夏、黑龙江、新疆和云南等省份，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禁止“弃风弃光”，但问题依旧，部分在于技术原因。但是，绝大部分原因并非技术性的。在实践中，化石燃料发电厂比可再生能源有优先权，在中国这样一个燃煤发电产能大量过剩的国家，给太阳能和风能留下的空间就更小了。另外，可再生能源布局整合如何落实也缺乏明确安排。因此，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健康发展必须更好地制定和落实政策。
据媒体报道，中央政府已经下令13个省份暂缓核准自用煤电项目，15省缓建已经批准的项目。政府还制定了一个煤电建设风险预警机制，预测并阻止地方政府作出让未来煤电过剩恶化的决策。根据未来三年的预警信号，28个省级电网区域的预警状态为预警程度最严峻的“红色”，这要求地方政府暂停批准项目，企业也要重新考虑投资。中国政府此举的目的是通过遏制占主导地位煤电的进一步扩张，防止煤电与可再生能源发生破坏性的竞争。

第二记：通过“管理办法”保证上网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销售

三月份出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简称《办法》）为风电和可利用规模的太阳能发电设置了保障性收购年利用小时数，以保证这些项目的成本回收并取得合理的利润。办法中首次提出，如果化石燃料发电挤占了可再生能源的保障性收购份额，就要对其作出补偿，这样一来，化石燃料所挤占的这部分市场的发电成本就会提高。在保障性收购之外，《办法》也鼓励可再生能源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参与电力市场。由于可再生能源的边际成本较低，这一举措可以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规模。另外，《办法》对于其他可再生能源形式，如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和分布式太阳能发电等，也都规定了保障性收购。

《办法》还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管理者、化石燃料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厂，以及电网公司的角色和责任，为切实执行提供了必需的清晰界定。

《办法》的出台，使中国向着绿色电力调度系统的建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所谓“绿色电力调度系统”，就是对可再生、高效、低碳的能源进行优先调度，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呼吁建立的。

第三记：制定可再生能源消费和发电目标

中央政府还发布了“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为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波浪能和潮汐能等）发电制定了最低消费目标。如今已经有31个省份定下了2020年的消费目标，从5%到13%不等，将大大激励地方政府对可再生能源进行整合。

与此同时，“指导意见”还要求电力企业到2020年要实现非水力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总发电量中至少占比9%，也就是说差不多要在五年内翻一番。它还明确了设立绿色电力证书交易机制的目标，在该机制下，电力企业可以出售或购进可再生能源，通过这种方式来满足上面提到的要求。

数据来源：2010-2014年数据来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15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要求量来自国家能源局。

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在总发电中的百分比）

海洋：不可忽视的气候拯救力量

今年，美国南部、加勒比海以及其他一些地区都遭遇了破坏性极强的极端天气事件。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后重建的同时，更为关键的是积极利用创新方法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从而在长远角度降低产生这些灾害的风险因子。

太阳能发电和储能技术的创新正在稳步推进，并将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在目前有关气候变化的辩论中，人们对于海洋现状以及应用中的海洋技术却关注甚少。

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1%，是一个相互连通的全球性生态系统，与地球气候系统相互影响、密不可分。例如，海洋浮游生物释放的氧气占地球总量的一半以上，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有25%被海水所吸收，每年排放到大气中的90%的多余热量也由海洋所吸收。

我们可以、也必须扩大当前视野，在海洋中寻找气候变化的各种解决方案，特别是具有提供低碳能源以及封存大气中碳的巨大潜力。

海上风力发电正显现出它终将大规模改变电力行业碳足迹的潜力。与陆上风电相比，海上风电的风力更强、更加平缓和稳定，发电潜力更大。全球来看，截至2016年年底，全球已经有111个海上风电项目投入运营，装机容量接近1300万千瓦。预计2017年全球新增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超过2015年400万千瓦的纪录。

欧洲发展海上风电已逾20年，装机容量从2010年的不到300万千瓦增长到2016年的累积超过1170万千瓦。此外，美国和亚洲等新市场的表现也十分强劲。

欧盟的目标是到2020年和2030年将海上风电容量分别提升至4000万千瓦和1.5亿千瓦。显然，加大投资、推动全球海上风电产业快速大规模发展是全球海洋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目光转到海面以下，全球的海浪、洋流、潮汐、温度梯度等估计每年的发电潜力高达2万太瓦时——超过目前全球发电总容量。

很多设备正在测试当中，但从工程角度来说，如何在严酷的海洋环境中使它们长期保持正常工作状态是一大挑战。中短期来看，潮汐能和波浪能是最有可能将做出最大贡献的海上发电技术。东北大西洋地区是发展海洋能潜力和需求最大的地区，欧洲拥有全球最多的开发机构（全球52%的潮汐能开发机构和60%的波浪能开发机构都在欧洲）。海洋能源是远期低碳能源组合中的重要一环，但要让这些能源真正为人所用，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一直在不断增长。《巴黎协定》要求通过利用负排放技术（NET）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用安全并且环保的方法封存起来，以确保二氧化碳水平不超过地球安全承载极限。

虽然人们对于那些有潜力的陆上NET技术给予了很大关注，但有证据显示，海洋在全球碳循环和存储中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基于海洋的负排放技术，将全球海洋广大的立体空间作为我们捕捉二氧化碳、刻不容缓地填补碳减排差距的强有力的机遇。

海洋及其生态系统已经可以捕集将近四分之一的由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这些碳中的一部分通过光合作用被有机物捕捉后存储于海底沉积物当中。搞清如何保持并增强海洋从大气中吸收碳的能力是气候变化科学和政策最为迫切的挑战之一。

在近海区域，健康的红树林、潮汐湿地以及海草草甸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将大气二氧化碳封存，即变成“蓝碳”。这些生态系统还是能够帮助海岸生物抵御极端天气事件的重要栖息地，是一个能够为我们带来双赢的重要机遇。

然而，每年全球有大约1.5%的蓝碳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这意味着其所能提供的服务也随之丧失。不仅如此，生态系统的破坏使得本已隔离起来的碳突然又被释放出来，这些蓝碳生态系统进而成为了温室气体一大排放源。维持和恢复蓝碳生态系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获得碳抵消信用，并同时投资于碳封存和海岸生态系统恢复能力的良机。

人们也正在探索化学和生物形式的海洋负排放技术，如改变海洋酸碱度（在海水中加入重碳酸盐）；（向海床以及水柱体中）直接注入二氧化碳；种植海藻用于深海沉积；以及调整海洋初级生产力（例如人工上涌、增加氮和/或磷等宏量营养素、添加铁和硅等微量元素、增强透光度、促进固氮蓝藻生长等）。

我们需要快速并谨慎地采取行动评估海洋负排放技术，例如确定潜在海洋负排放技术的状态和影响；识别研究缺口以及未知问题；评估实施成本；研究法律框架；探索未来可同时捕捉二氧化碳、生产食物、发电以及其他海洋功用的多功能海洋负排放技术站点的概念设计等。

世界海洋委员会（WOC）正召集科学、政策、商业以及其他领域的力量，增强研究人员、私人企业以及公共部门之间的协调交流，帮助世界推动海洋低碳能源的发展，以及蓝碳和海洋负排放技术解决方案的开发。

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确定新的优先合作领域

过去三年里，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即将卸任的智利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在首都圣地亚哥参加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以下简称“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时这么说道。

2015年1月，中国与拉共体33国共同举行的首届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该会议每3年举行一次。那时，《巴黎协定》尚未诞生；《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还在酝酿；经济保护主义的回归不可想象，巴切莱特说。

首届会议召开后，该论坛就在环境合作方面取得了进展，智利外交部长埃拉尔多·穆尼奥斯说。

 “我们支持多边主义，支持共同面对并治理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问题，”穆尼奥斯说。

那时候，中国已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在今年的峰会上，各国外长也承诺将加强与中国在环境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该项目因此成为关注的焦点。

与会各方通过了《圣地亚哥宣言》，将环境确定为“互利与发展”的八大优先领域之一；并发表了一份关于拉美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新角色的正式声明，而且很快还将发布一份更为详细的中拉2019-2021年共同行动计划。

在第一届中拉论坛公布的2015-2019年中拉合作计划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将在接下来的10年内在该地区投资2500亿美元，并使中拉贸易额增至5000亿美元。这番承诺一度成为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在今年的峰会上，各方对中国在资金方面的期许很高。

是新的道路，还是长久的障碍？

外交部长王毅在开幕式上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信中指出，中拉论坛已成为中拉整体合作的主渠道，带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上届论坛发布的合作计划曾宣布有意建立包括基础设施、科学技术以及文化交流在内的多个行业分论坛。

围绕环境这个偶尔会导致中拉关系紧张的话题建立专门的平台将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拉丁美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前智利驻华大使费尔南多·雷耶斯·玛塔认为。

 “我们已经开始为中拉双方在环境等主题上的反思创造空间，”雷耶斯·玛塔说，他同时也强调，新的宣言中有一段内容专门提到了要努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这么看来，是有进步的，”他说。

拉共体成立于2011年，但目前仍没有办公室、联系电话和电子邮件地址，与中国和拉美国家所参与的更为成熟的多边论坛相比，也不具备相应的机构能力。

例如，与亚太经济论坛（APEC）和20国峰会不同，拉共体为组织内外的非国家参与方提供的活动空间非常有限。

当中拉对话问及这一领域取得了什么进展时，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艾丽西亚·巴塞纳指向了中拉论坛在学术等领域的分论坛。

 “我们可以一点点朝着这种类型的分论坛前进，”她解释说；“2019-2021年的行动计划谈到了开放的政府，向社会公开信息，让社会参与进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方向。”

一带一路连接拉美

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标志着拉共体正式承认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尽管中国外交部最近正式发布的总结与巴拿马签订的新协议的文件中才首次提到这一点。

穆尼奥斯称，各方对这一结果“非常满意”。

他同意巴切莱特的意见，认为21世纪各国之间的互通性增长了四倍，不仅有原先的海上和陆路贸易路线，还有数字和空中通道作为补充。

王毅在全体会议上说：“中拉合作好比一棵果树，如果双方引来‘一带一路’的清泉悉心灌溉，中拉整体合作和双边合作就能更加枝繁叶茂，结出更多甘甜的果实。”

然而，中国在拉美投资的某些基础设施项目因劳工和环境方面引发的争议却让社会学家奥古斯托·巴拉斯感到担忧。

 “一切看似很美，但中国在该地区的行为却应另当别论。中国在投资和贸易领域的言辞和行动之间还有差距，”他说。

批评人士警告，中拉经济关系面临着经济和环境的不可持续性。拉美从中国进口的一系列产品中包括许多高附加值制成品。

而拉美国家向中国大量出口的却是大豆、石油等耗水量大、碳排放高的初级原材料，并且这些产品受全球价格波动的影响，包括曾损害拉美经济的全球经济衰退。

 “这不是中国的错，”智利外交部前外交政策主任卡洛斯·波塔莱斯告诉中拉对话。

 “如果商品价格下跌或上涨，那都发生在市场上。”他还说，每个国家应对价格冲击的能力取决于它的生产系统。

巴塞纳说，与中国合作伙伴合作有助于为拉美经济部门增添活力，比如说农业，并通过可再生能源供能，增强他们的可持续性。她还称赞了中国在公共交通部门的工程。

 “中国坚定地致力于减少城市污染，这是有一定经济成本的，”她还说，“中国就可再生能源做出了明确的承诺，为《巴黎协定》做出了贡献。”

 “他们对此的重视对我们的地球非常重要，”她说。